犹太人是如何影响美国社会的

念石
2013-12-19

一、导语

本文的重点词为“美国”和“犹太人”。


二战之于犹太人无异于种族命运的转折点。之前,他们集中在欧洲,曾令世人惊叹的成就很多都在战争中灰飞烟灭。之中和之后,他们大量逃亡美国,不仅于1948年宣告以色列国的成立,而且历史上第一次把自己的成功真正转化成全球领导力和控制力。为什么可以在一代人的光景中完成惊天大逆转?又为什么是在美国?

我们崇拜成功人士,而犹太人中不乏成功人士。个人的成功历程固然值得称颂,整个族群的发展模式似乎更加具备可借鉴的价值。

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他们这个族群在美国取得的辉煌?宗教、传统和历史好像并没能帮到他们扭转自己在欧洲的厄运,因此本文旨在发掘那些易被世人忽视但是起到决定意义的因素。

至于研究犹太人在美国的成功故事到底对在美华人,甚至全体中国人有多少意义,那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二、困境与抗争

犹太人于二战前后大量涌入美国到底面临怎样的困境?歧视。客观上说,当时犹太人在美国读书和就业上面临的困境要超过今天在美的中国人。即便如此,他们在濒临绝境时所迸发出的能量足以让世人瞠目,最终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让世人汗颜。不能进哈佛,他们就积蓄能量打造属于自己的“哈佛”;进华尔街投行律所受到歧视,他们就耐心积累将自己的投行律所打造成世界第一。

比较当时的犹太人和今天的中国人,相同点是都会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妥协,放弃一些过于理想化的想法。不同点则是犹太人愿意更加积极的争取机会,创造机遇,改变命运,而非循规蹈矩地活着。

1.教育

说到读书,同样拥有五千年历史的犹太人和中国人的价值观是类似的。可是即便书读得好,分数考得高,在那个年代能跻身常青藤名校的犹太孩子却寥寥无几。说起来,这倒与今天华人孩子的境遇有几分相似,美国著名大学本科现在在招收亚裔包括华裔考生时采取了严格的配额制。

那么当时教育领域歧视的原因是什么?一方面,美国很多著名大学包括常青藤大学很多都是基督教传教士创立的,上千年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水火不容造成了彼此不信任的沟壑。另外一方面,当时美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不希望看到勤奋好学的犹太孩子通过学习改变命运,进而撼动社会体系。

同样面临歧视性困境,中国人的通常对策是退而求其次,即放弃幻想,脚踏实地的选择次一级大学。对于那些资源丰富的家庭,甚至愿意为了把孩子送进名校而捐款。无论哪种选择,都是在被动接受,循规蹈矩。

那么犹太人的对策又是什么呢?与中国人相同的是他们也曾经退而求其次,选择了能够接受他们孩子入学的学校,但不同之处在于,他们中那些有远见的能者们则主动争取,创造环境,经过几代人的努力而打造出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哈佛”。

说到这,必须要提一所鲜有人知的美国大学--纽约城市学院(The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现为纽约城市大学(City University of New York即CUNY)系统里的旗舰大学,以理工科著称。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大量犹太移民逃离欧洲进入美国,而纽约是他们的第一站。当纽约附近的多所名校因为宗教原因对犹太学子采取歧视性招生政策时,只有纽约城市学院这所广招工人阶层子女的公立大学对他们敞开了大门。才华横溢的犹太学子们牢牢抓住这个几乎唯一的读书机会,在浩瀚的知识海洋里尽情地汲取营养,以自己优异的成绩回馈这所默默无闻的普通高校,把这所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公立大学变成“穷人的哈佛”。

 

传奇?是的。如果一所美国普通的公立大学能被九位诺贝尔奖得主称之为母校,称之为“传奇”并不为过。这九位科学巨匠都是犹太人,都毕业于二战前后,而这似乎不是巧合。他们分别是Julius Axelrod(1933),Kenneth Arrow(1940),Robert J.Aumann(1950),Herbert Hauptman(1937),Robert Hofstader(1935),Jerome Karle(1937),Arthur Kornberg(1937),Leon M.Lederman(1943)和Arno Penzias(1954),获得的诺贝尔奖包括生理学和医学,物理学,化学以及经济学。优秀的犹太校友还包括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和前董事长/CEO Grove(2005年捐给母校2600万美元),纽约地产大亨Spitzer(2009年捐给母校2500万美元),世界顶尖律所Skadden Arps的创始合伙人Flom(曾被誉为美国“世纪律师”),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Felix Frankfurter,前纽约市长Koch,甚至因为参军而中断学业的基辛格博士(后来从哈佛大学获得学位)。

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虽然犹太人口仍然不足美国总人口的2%,但是在哈佛、耶鲁、宾夕法尼亚大学等一流名校犹太裔教授和学生的比例已经稳定在20%以上。这些辉煌的成绩与他们对美国教育制度的深刻理解和对美国社会系统逐渐增强的影响力密不可分,这个影响力指的是他们作为整个族裔在美国不断提升的综合实力,包括在学术、科技、政治、金融、经济、法律、媒体等一系列重要领域。

 

2.工作

即便少数幸运的犹太学子从美国名校毕业,他们没有想到面临的歧视还远远没有结束。

在当时,位于华尔街附近的大型律所和投行是雄心勃勃的毕业生最为向往的工作场所,不仅收入丰厚,而且极为体面。可是,录取标准却超越了教育背景、个人才能和面试表现。这些公司的创立者和管理者,甚至他们服务的客户--世界五百强企业的CEO均为当时的精英阶层,即WASP(白色的盎格鲁撒克逊清教徒),显然不希望自己的“奶酪”被外人随意触碰。他们大多喜欢穿白鞋,因此这一类具有歧视性录取标准的公司又被称之为“白鞋公司”。

其实这与当下中国人在美找工作的困境有几分相似,只不过中国人主要的挑战来自于身份问题,即公司是否资助工作签证和绿卡。在这点上,中国在美的学子们要比当年犹太人的处境幸运,因为还有强大的中国作为后盾,即便在美国走投无路,至少还可以回祖国发展。当时犹太人由于退无可退,很多人选择了在美国创业,即开办自己的律所,投行,会计师事务所,学校甚至医院;还有一部分继续读书,争取在学术领域有所建树。

以开办律所为例。

当时最抢手的生意是为世界五百强企业做些公司法相关的合同,基本上都可以在会议室里解决。而最受鄙视的生意则是在法庭上为人辩护,脸红脖子粗是常态,撕破脸皮也不少见。显然前者是“白鞋公司”的最爱,后者自然而然成了犹太律所的救命稻草,尤其是“公司代理权之争”。

然而,正所谓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很多公司开始热衷于各种形式的兼并和收购,而庭上经验极为丰富的犹太律师一夜间成了炙手可热的公司顾问。传奇人物层出不穷,包括之前提过的Joseph Flom以及另一个世界顶尖律所Wachtell Lipton的创始合伙人Martin Lipton。也正是这一重大时代转折使得犹太背景的律所一举超越“白鞋公司”,奠定了其在世界顶尖律所中的统治地位。

除了律所,犹太人在投资银行界也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世界品牌--高盛银行,打破了摩根家族在世界银行领域多年的垄断。

   

三、策略及象征

时光加速到2010年7月31日,而地点也从曼哈顿和布鲁克林破败拥挤的犹太街区转换到纽约上州哈德逊河谷风光宜人的小城莱茵贝克。花了整整80年,犹太人融入了美国。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和夫人前国务卿希拉里的唯一掌上明珠切尔西在这一天嫁给了犹太裔投资银行家马克,并举办了一场由拉比主持的盛大犹太婚礼。熟悉美国政坛的人都知道犹太族裔的大力支持对于前总统克林顿夫妇在政坛的平步青云有决定性意义。前纽约州参议员、前国务卿希拉里如果要参选2016年美国总统也需要获得几大犹太裔团体的力挺才可能过关。这场犹太婚礼的象征意义似乎早已超越了宗教、历史和传统。

到底犹太人采取了什么策略才迅速融入一个曾经把他们排挤在外的美国主流社会?

因为犹太人深深地把握住了美国这个社会的本质以及人的本性,所以他们可以使得自己的思想,忠诚度和传统符合美国理念,并且在争取本族裔权益的同时最大程度地避免狭隘诉求。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提到的“符合”不仅仅是被动的“接受”,而是渐进式的主动“塑造”。所谓“避免狭隘诉求”,即将“小我”和“大局”有机地结合在一起,让涓涓细流汇入茫茫大海。

   

四、真正的成果

说到此,还是会听到零星的怀疑之声--怀疑犹太人到底有没有真正融入甚至领导美国的精英阶层和主流社会,毕竟还没有出现过一位犹太裔总统,而且印象里犹太人好像还在市井中挣扎。

接下来,本文将会从三权分立的角度揭示犹太人在美国社会统治阶层中取得的成果,并量化他们对于美国的控制。

1.立法

在2013年,行使美国立法权的参众两院共有32名犹太裔议员,其中10位参议员,22位众议员。众所周知,犹太人人口占美国总人口不到2%,但是代表这个族裔的议员却在两院里超过7%。

数字还远不能说明这些犹太议员的实际影响力。

首先他们中很多人都正在或曾经担纲参众两院重要委员会的主席。比如参议院里的军事、情报、民主政策和传播以及规则和行政委员会主席目前都是犹太裔主席;比如众议院里的能源、商业、贸易和税收委员会的上届主席都是犹太裔,而现任民主党代表大会主席为犹太裔。

那么他们会不会像国会里鲜见的华人议员那样为了证明自己对美国的忠诚度而在履行对自己选民的承诺时畏首畏尾呢?当然不会。因为担任多个重要委员会主席,7%的犹太裔议员能够拉拢大量非犹太裔议员,产生对美国立法系统超乎寻常的控制力,通过控制讨论话题和方向进而控制讨论结果。即便奥巴马第二任期间参众两院的矛盾再创新高,甚至导致政府关闭数日,但议员们,无论代表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对于犹太人权益以及如何保护以色列国利益并没有任何异议。

2.行政

美国行政首长,包括总统、副总统和国务卿当选后,甚至参选时,都需要前往总部位于华盛顿的AIPAC(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去表个态。近期拜访过AIPAC的美国政府高官包括总统奥巴马,副总统拜登,当时在任国务卿的希拉里以及当时在任总统的小布什。虽然表态的措辞各有不同,但是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凡是以色列作出的决策美国都坚决拥护,凡是以色列的指示美国都始终不渝的遵循。

中国人造访华府时,特别希望与美国地位相当的官员合影留念,为达到目的费尽周折。即便有机会安排会谈,也大多形式超过内涵,因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谁才是这个国家的Boss,也不知道他们心仪会面的美国高官只要当选,无论代表谁,都需要到AIPAC拜过真正的大佬。

3.司法

 

谈到美国的司法系统,中国人有一个误解,即美国的法律和法治环境,甚至政治生态,是他们无比智慧的先父缔造的,两百年来一成不变。正所谓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其实美国政治架构即便如此先进,也仍然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悉心维护才能与时俱进,不然谁也无法保证多少年后不会变成今天的菲律宾。在这个动态平衡中,最高法院对法律法案作出的每个诠释对美国整个社会以及社会中每一个人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举个例子:宪法修正案第四条。

于1789年麦迪逊提出并由众议院通过的《权利法案》包含了美国宪法前十条修正案,旨在保障多项个人自由,并限制政府的一些权力。其中第四条规定禁止政府司法人员在未获得法院授予的正当搜查令之前搜查和没收可能成为呈堂证供的证据。遗憾的是,伟大的美国先父们即便想到了故事的开端,却没有预料到故事的结局。由于没有提供执法依据,在现实中无法执行,该法令仅仅作为文字存放了两百年。这两百年间美国政府的权力没有受到应有的限制,而老百姓的基本权益遭受了极大的困扰,期间不乏血泪史。

直到1957年,当美国警察在没有法庭批准搜查令的前提下因为一桩爆炸案而强行搜查克利夫兰市一位黑人女性的民宅,发现该女子拥有黄色书籍遂将其定罪。该女子不断上诉,直到1961年,在美国首席大法官Warren的主持下,近二百年以来美国最高法院第一次对如何执行宪法修正案第四条给出了权威的诠释。从此,警察的权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遏制,而老百姓的私权得到了相应的尊重。

看似遥远的九位大法官们的一笑一颦,一言一行其实都关乎社会的每个细微环节,更关乎老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

2013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九位大法官中有三位犹太裔,分别是Breyer,Ginsburg和Kagan,剩下六位则信奉罗马天主教。从数据来看,犹太裔大法官的比例是33%,也远远超过了他们在美国总人口中的比例--不到2%。影响力呢?如果算上奥巴马任命的拉美族裔代表大法官Sotomayor以及犹太大法官特有的左右逢源的政治智慧,他们的影响力远不止33%所代表的意义。

   

五、成果的来历

在确认并量化了犹太人在美国三权分立体系里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后,有必要进一步分析他们是如何在短时间内完成这一创举的。

1.美国价值和以色列价值

有人指出正是因为美国和以色列的价值观趋同,美国才会对以色列长期经济援助,美国的国策才会有利于以色列。

也许在美的很多犹太人都愿意自己的家人前往以色列度假或者参观,但却很少有人愿意放弃美国舒适的生活去中东长期担惊受怕。即便如此,在美犹太人对于以色列的感情仍然极为深厚,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矢志不渝的为以色列在全世界范围内争取权益。也许这就是他们从二战大屠杀中学到的最重要的一课:用心建立并保卫自己的祖国--一个在世界末日时也会毫无条件收留自己且真正属于自己的地方。

美国价值的基础是多元民族多种宗教下的平等和自由,而以色列价值的基础则强调占人口大多数犹太族裔的统治地位。客观上说,二者并不兼容。但是通过对美国国家政策制订,尤其是外交政策制订的引导,通过对媒体宣传利器的运用,最终将“小我”融入了“大局”(具体情形在Mearsheimer和Walt教授2007年出版的颇受争议的《以色列游说和美国外交政策The Israel Lobby and US Foreign Policy》一书中有详细阐述)。

目前受到广泛承认的说法是以色列是美式民主价值在中东地区的唯一灯塔,也是美国国家利益在中东最坚定的盟友,因此美国的国家政策制订需要保障以色列的利益。对于大多数持此观点的人而言,混淆原因和结论似乎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

2.民权运动

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民权运动不仅给了用鲜血维权的黑人一个迟到了一百年的交代,也奠定了当代美国政治制度的基础。但是,民权运动背后的意义却鲜有人关注。

故事要从新泽西州东北部的名城纽瓦克说起。

该城在上世纪五十年代被誉为美国“保险业之都”,北部的樱花公园每年吸引数十万游客。在1967年的某一天,这座城市一夜之间成了风起云涌的民权运动前线。店铺被烧被抢,大量人口被迫迁出。在随后的三十多年时间里,这里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罪恶之城。

除了保险业,当时损失惨重的还有金铺和珠宝行,因此不难猜出流失的人口中有相当比例的犹太人口。于是,在黑哥们身边常常不知所措的中国人断言:结下了这个梁子,从此犹太人和黑人在美国岂不势同水火?

事实却恰好相反。

当大家还在争相背诵马丁路德金不朽的篇章--《我有一个梦想》的时候,有没有人问过是谁在为金博士出谋划策,又是谁出钱出力组织各地数十万黑哥们齐聚华府聆听这个改变美国历史的演讲?

早在二十世纪初,犹太商人和学者就建立起第一个保护有色人种权益的非政府组织。在令人窒息的种族隔离制度下,随着黑人不断发出的绝望吼声,此类由犹太人建立、旨在推进各种族平等权益的组织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民权运动时期,犹太人和黑人的合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紧密程度。犹太人不仅仅大量南下,免费为南方黑人在地方法庭甚至到最高法院辩护,争相募款为各地数十万计的黑人前往华府情愿筹集路费,而且成为了金博士身边最为信任的助手和律师。

难道犹太人一点都不恨那些毁掉他们店铺的黑人暴徒吗?一定恨。但是在大局面前,他们作为族群头脑异常清醒。民权运动就是改变他们命运的时刻!也许在此之前,他们求学求职都会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但是如果这场运动取得胜利,一切不公就会从此逆转。他们深深知道和既得利益阶层重新划分利益绝非易事,需要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抗争,甚至还需要流血。民权运动的激烈甚至暴力刚好是改变历史所必须的,也是他们身上所欠缺的。于是他们抓住了这个历史赐予的机遇,推波助澜,和黑兄弟肩并肩重写了美国理念。他们争取的不仅仅是狭隘的本族群利益,而是全体少数族裔的利益,包括黑人、拉美族裔和亚裔。

那该如何看待犹太人和黑人的同盟关系?《论语》说: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毛主席说:建立统一战线。犹太人和黑人的合作就是求同存异,建立广泛同盟,摒弃狭隘诉求,争取共同利益。

时至今日,犹太人普遍受到较好教育,收入较高,于是很多人猜测他们中支持共和党的应占多数,可以帮助他们少交点税。其实数据显示刚好相反。高达77%的犹太选民在2008年选举时投了民主党候选人奥巴马的票;即便在第一任期表现差强人意,在2012年奥巴马还是获得了70%的犹太选民的票。这并非偶然,因为在犹太人的心中,有很多议题都比减税更重要,比如尊严,比如平等。

3.福音教派,新闻媒体及政策智库

福音教派代表了美国中西部和南部极为保守且传统的基督徒,是共和党的坚定支持者。表面上看,他们与主要聚集在纽约州、加州等地推崇自由的犹太人理念不同,很难合作。但是,犹太人中的极端保守派利用对圣经的解读与福音教派的领袖结为同盟,进一步扩张了犹太人在美国的统一战线。


美国的媒体,诸如《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以辛辣的政治评论著称。但是在如此推崇言论自由的美国,却鲜见批评或嘲弄以色列或者在美犹太人的文章于报端。究其原因,大概与这些主要媒体的主编和执笔多为犹太族裔不无关系。前些日子美国ABC电视台“杀光中国人”的言论引发美国二十多个城市史无前例的华人和平示威,却也有不少华人觉得这不过是童言无忌甚至认为华人根本缺乏幽默感。如此看来,犹太人也没有幽默感;如果矛头指向他们,估计该电视台总裁不仅要引咎辞职,而且可能被扣上“反犹主义”的帽子。如果换作黑人,估计美国二十多个城市会出现更为激烈的民权运动。而如果换作拉美裔,估计美国参众两院的大佬会出来谴责媒体,毕竟谁都想借此争取票仓。

政策智库在美国国家政策制订的过程中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以美国名声最响的布鲁金斯学会为例。曾几何时该学会的中东事务研究所出版的研究报告尽可能站在中立立场剖析巴以冲突。然而随着一位美国犹太裔富商捐款冠名该研究所,从此看问题的角度很难再保持中立。

六、结论

犹太人在美国短时间内不仅融入主流社会,而且还借此在全球范围内表现出领导力和统治力。这对中国人有什么启示呢?

虽然答案见仁见智,但是本文愿为深入研究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首先,犹太人在完成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时,体现出对美国政治生态和人性的深刻理解。很多中国人对美国的政治理解还停留在大萧条前--很多政客的华府办公室里都有保险柜,利益集团游说通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资本市场里则是大欺小,强欺弱,内幕交易泛滥,坑蒙拐骗丛生。而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政治理解则局限于大萧条后到民权运动中--政治领域涌现出一批敢于为民请命的总统,比如罗斯福,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政治生态趋向于民主党主导,共和党辅助;罗斯福新政稳定了金融市场,保护中小股民和普通百姓的基本权益。其实,上世纪七十年代到现在的美国政治局面是由一位中国人不太熟悉的总统林登约翰逊奠定的--两党交替执政,政治献金不断创造新高;财富两极分化,中产阶级被逐渐挖空。当下的政治局面本身就为游说团体创造了天赐良机,因此犹太团体能够在美国三权分立体系里实现控制力和影响力也就顺理成章。美国选举政治献金制度的发展和对美国社会方方面面的影响在哈佛教授Lessig的《Republic,Lost》一书中有详细叙述。

其次,增强影响力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金钱是重要的基础。仅仅依靠游说本身并不能对美国国家政策制订构成根本性影响,还需要建立一个长期规划,并从政策制订涉及的各个环节入手进行分析。按照Lessig教授的书中描述,平均每位参众议员的年薪为十六万美元,能勉强负担他们的高端生活方式。不过六年后,很多人都无法连任,而且身为职业政客,也很难另谋出路。此时资金雄厚的游说公司或者政治咨询公司抛出橄榄枝,成为了他们再就业的首选,也成为了他们游说自己老同事的绝佳平台。当这个循环形成规模,对美国立法机构的影响力自然不可估量。

第三,犹太人对大势判断的很准,会伺机而动。前文提过犹太律师早年纷纷成立公司,做一些“白鞋公司”不耻的生意,诸如“公司代理权之争”。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随着美国大量公司开始兼并和收购,这些拥有丰富经验的犹太律师终于熬出了头,一举超越“白鞋公司”。除了集体耐心等待机会,判断形势再作行动之外,他们还会通过影响力使形势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发展。纽约哈勒姆地区也是民权运动的中心,因此人口流失严重,地价也跌得很惨。大约十五年前,多位犹太地产大亨悄然进入该市场,买下大楼,锁起来不对外租赁。过了些年,克林顿总统卸任,把克林顿基金会的全球总部开在了哈勒姆的中心;又过了不久,凌志的纽约旗舰店也开到了里面;接下来更多的公司开进了哈勒姆,甚至坐落在该区边缘的哥伦比亚大学也向哈勒姆的中心区进一步扩建。这个地区的房价自然而然开始飙升,随着曼哈顿其它地方房屋价格开始上涨,这里的房价进一步飞涨。当年投资的那些犹太地产商轻松赚到盆满钵满。

最后,值得指出的是,这个世界上对研究犹太人成功历程最为热衷的似乎只有中国人,毕竟对于美国人民而言,犹太人早就成了他们的一部分,犹太人的思想和其他美国人的价值取向也早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了。也许这就是历尽磨难的犹太人在二战大屠杀中学会的最重要的一课。(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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